第十三章 宝德学会

　　1075年7月，王安石因不愿意攀附边寅而被抓拿入狱，当时王安石的死刑判决已经批准，可是宝德硬是改判了解除公职，边寅心中虽然不满却只能憋着。

　　宝德这么做的原因是害怕辽军再次来犯，他想，既然王安石不合群赶走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杀哪，一旦国家有难还是要用的，边寅杀，朕来放，国家有难时再招回来，那小子肯定感恩。

　　宝德所料不错，王安石临走时特意跑到宫门前叩头谢恩，那场景很感人。王安石认为，皇帝肯定是遭奸臣蒙蔽了，可是如何铲除这些奸臣，救皇上，救国家，救万民哪，这时岳麓书院的聘书到了。

　　当时岳麓书院的院长是欧阳修，欧阳修在聘书中说，先生的文章早已名满天下，现在又在北平痛击辽寇，鄙院对先生的大才早就歆慕已久，希望先生不吝赐教共商富民经武的大计。

　　当时文章以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欧阳修、曾巩为最，再加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并称八大家。由于后隋的博学士科放弃了唐代的诗词取士，而是沿用汉的策论取士，所以苏洵没有像我们这个空间那样怀才不遇，而是早早的就进入了仕途。

　　苏洵的文章固然写的好，政绩官声也一直不错，他从地方干到中央每一任都做的很漂亮，后来被文彦博赏识调入户部担任相卿辅佐文彦博改革。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洵先后进入仕途，也加入了文彦博的改革队伍。

　　文彦博倒台后，杨成林、边寅对文党进行清理，一大批跟随文彦博改革的官员都被拿下，苏洵、苏轼、苏辙都被罢了官（边寅想大开杀戒，可是宝德对文官就是不开刀）。

　　虽然苏家薄有良田，可是也经不起爷三一起失业呀，那时的官员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失业保险，没办法只好四处打秋风过日子。

　　这时范仲淹已经病逝，他的学生欧阳修接任了岳麓书院的院长，由于欧阳修的文名博于天下，岳麓书院的办学水平更上一层楼，考公务员通过率极高，只要进了这个书院就等于一只脚跨入了公务员队伍，所以海内学子悉数集于岳麓。

　　苏洵老了走不动，苏轼、苏辙哥俩就跑来应聘讲师了，其实欧阳修早就对这二人心仪已久，既然送上门来那有拒绝的道理。苏氏家学以纵论古今见长，二苏的到来让岳麓学风更加醇厚，特别是二苏一直追随文彦博搞改革，对上层政治架构的设计有独到的见解，进入岳麓后，二苏与学子们醉心于构建一个新的政治体系，虽然他们的构想不能马上实施，但是随着岳麓学子不断进入公务员系统，通过不断的堆积，只要有一天皇帝想改革，岳麓政治学就能马上变为现实。

　　后来王安石领导并取得了北平保卫战的胜利，欧阳修就想聘他做教授。

　　自范仲淹以来岳麓便有经武的学风，可是通晓军事的学者不好找，只懂军事不懂经史的武夫又不符合岳麓的招聘要求，毕竟岳麓是书院不是武院，而王安石精通经史又有武略非常适合岳麓的要求。

　　但是苏轼却劝欧阳修等一等，他的理由是，现在的朝廷奸臣当道，王大人未必能在朝廷立足，待他落魄时再伸手会更好，况且官员有官员的工作，学者有学者的工作，做官就做做官的事，学者就做学者的事，两者不能混为一体。例如王大人现在来岳麓，我们该怎么待他哪，以教授待他，别人会说我们岳麓不识尊卑，以勋贵待他，别人又会说我们巴结权贵失了读书人的尊严。

　　听了苏轼的一席话，欧阳修就罢了聘王安石的念头，直到王安石被贬，苏轼又重新提起了聘请王安石的事，苏大胡子说“现在是时候了”。

　　1075年10月，王安石正式被聘为岳麓教授。

　　王安石久在地方任职，又有领导军队抗击外敌的经历，这些历练是苏氏兄弟都没有的，所以王安石一到书院就被欧阳修委以重任，组织了一个叫宝德学会的组织，宝德学会的宗旨就是研究宝德年间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并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的做好宝德学会的工作，王安石提议聘请历城府正（府正相当于市长，也就是我们这个时空济南市市长）曾巩为名誉教授，曾巩是王安石的文友兼好友，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苏轼的反对，苏轼一直认为官员不应该参与学术问题，除了上述原因，苏轼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政治斗争殃及书院。

　　对于这个担心王安石很不以为然，王安石认为，后隋风气远比唐朝开放，虽然宝德朝的政治斗争多了些，但是受到殃及的多是武人，文人死于政治的只有文彦博一人，还是自己死的，涉事殃及满门的都是武人，若是文人犯事，所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贬官、罢职罢了。所以，即使曾巩犯事也不会牵连到岳麓书院。

　　最后欧阳修一锤定音，聘曾巩为名誉教授，并为此出台了名誉教授条例。条例中规定，凡是被聘为名誉教授的人，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只要到了书院都是先生。此后，这种学问面前一律平等的风气又成了岳麓书院新的学风。

　　随着曾巩的加盟，八大家中有五人在岳麓任教（韩、柳是唐代人，苏洵老死了没赶上）。这五人都是宝德学会的成员，欧阳修是召集人，王安石是主持人，二苏负责制度设计，曾巩负责在小范围实施，检查新政的可行性及效果。

　　难道岳麓书院这么折腾，朝廷就没有察觉吗。这事朝廷当然知道，边寅攻击岳麓的奏章比雪片还多，可是宝德一直置之不理。

　　宝德这么做有两个原因。其一，隋太祖立国时只担心武官的剑不担心文官的笔，按他的说法，文人不动笔不动嘴还叫文人吗，由他们去，只要不动刀就行。其二，安国公周兰劝说宝德不要动文人，事不说不清，理不辨不明，堵人家的嘴就是赌自己的命，自己多注意点，不要行荒唐事，这个世界对皇帝的要求不高，文人愿意说就让他去说好了，说不定人家说的对哪，只要他不劝人造反就让他们说吧。

　　正是有了这些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宝德学会的研究才得以继续，新的变革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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