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母亲的身子还在月子里就把自己累得有菜吃不下饭，整个人变了个样似的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憔悴不堪。
跟母亲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伙伴嫁出去后回娘家见了母亲个个几乎都不认识母亲了，当初这些伙伴都羡慕母亲羡慕得不得了，说母亲嫁了父亲那么英俊的一个男人，父亲后面又进城当了工人，伙伴都说母亲命好，有本事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丈夫，日子真是掉到蜜罐子里去了。
可她们却不知道母亲有苦难言，父亲纯粹是个绣花枕头——一包糠，名气好听，实则是虚的，嫁给父亲这三年，母亲渐渐地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不但如此，兼并而来的母亲还要受生产队上曾经眼红过她的人挖苦，嘲笑，这些人挖苦母亲说父亲进了城就抛弃了母亲，嫌母亲这啊那啊的，母亲在弟弟郝佳明出生后坐月子的后半个月给这些没安好心的人刁难了不少，母亲的腿瘫痪也跟这些人的狠是分不开的。
生产队刨完草皮肥料以后，就开始收割晚稻了。
而这时母亲坐月子的时间一个月了还差几天，母亲也不指望这几天能休息，最虚弱的这些天母亲已经熬过来了，母亲认为自己的身子没倒下去起不来，往后的日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只要一日三餐家里有顿饱饭，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会饿死，母亲什么都可以付出。
母亲出工照样跟上山刨草皮一样的卖力拼命。
但这次母亲就做错了。
收割晚稻除了体力外还要下水田的，湘南地区到了收割晚稻的时候已经是农历九月份了，水稻田的水都有些寒冷了，母亲虽然比平常多穿了些衣裤保暖，但根本不起作用。
一个生产队上百亩农田。
农田的活有割稻子的。
有用木板从四面八方拉着割好的稻子堆靠近打谷机边的。
有踩打谷机的。
有在打谷机后面的木桶里出谷子的。
还有就是在打谷机边上捆扎滚筒滚脱落了谷穗后的稻草。
最后就是站在打谷机边上一把一把将割好了的稻子往踩打谷机的人手上送的。
这些活最轻松的就数最后这一项。
本来郝佳丽的舅舅要照顾安排母亲干这份活，这样母亲即不用弯腰弓背割稻子累得腰要断了一样的疼，也不要手腕套根绳子拽着一木板装着割好的稻子堆深一脚浅一脚在烂泥里吃力地走，更不用从木桶里出出来的湿答答的谷子一担一担要挑上岸，母亲只要站在打谷机边就可以挣得自己所挣得的工分。
甚至，母亲的脚下都不用沾水沾泥，母亲可以在脚下垫一层厚厚的稻草然后干活干到收工也不伤身体。
可这份活母亲偏偏就干不了。
弟弟郝佳明在母亲背上背着，弟弟受不了打谷机的吵声，没完没了的哭，再加上那些眼红母亲的人出来挤兑母亲发话说：
“要照顾，要照顾就别出来干活，这里谁的身子不是肉长的？谁不累？个个都累，怕累就叫老公寄钱回来，叫老公带进城里去当太太养着，从此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了，既然没本事让老公养着就跟我们这些人一样的是贱体，就别在这里摆谱扮高贵给人看，我们看不惯。”
母亲听了这些话气不过与这些人吵了一架，然后就背上背着弟弟郝佳明，肩膀上套着绳子拉着木板一堆一堆收着割好的稻谷堆像一头水牛一样在水里、烂泥里艰难地行走着。
水的寒凉也就是这个时候钻进了母亲的体内。
第一天收工回家，睡到半夜母亲就发现了自己的膝盖，股骨以及腰间胀痛胀痛，没有具体的痛点，就是整个一脚痛得落不了地腰翻不了身。
母亲爬起来叫醒熟睡的郝佳丽，要郝佳丽问奶奶要了些糯米酒，奶奶又向村子尾家族里平常懂草药的贵叔要了一棵野生田七，奶奶就用田七在糯米酒里磨碎给母亲擦，用力地擦，母亲这才有所好转。
可第二天母亲依旧又去上工了，这样反反复复一个月，生产队的稻谷全部收割完了，母亲的这些痛循环着一直没断过根。
生产队收完谷子马上又到了去山上摘茶果的时候，这时候母亲的腿痛得是一棵大的油茶树都爬不上了。母亲只能摘那些低矮树上结的茶果，或者用钩子钩那些大树垂下来的枝丫上结的茶果。
母亲的工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落千丈，开始挣不够养活郝佳丽姐弟俩的开支，家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穷得揭不开锅。
并且母亲在生产队上的出工因腿疼有一天没一天的完全依赖田七酒了，擦到最后田七泡酒不但擦没用连喝都没用了，母亲的腿就像一堵烂墙，刚用水泥灰浆糊起来水分还没干，暴风骤雨又来了。
没办法，母亲只有休息几天又出工几天，出工到腿痛得走不了，就又停下来，一个月下来，母亲加起来最多也就出半个月的工，另半个月的时间在家休息，这样的工分哪能养得活一家三口。
母亲开始对日子绝望了，也歇斯底里了。
而这时的父亲依旧一如既往地对家里的境况不闻不问。
母亲也想过多养些鸡鸭拿到集市去卖改善家里的状况，然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来的粮食喂家禽，家里每个月卖出去的鸡鸭也像郝佳丽姐弟俩一般的瘦，摆在集市上半天都没人问，到了散市的时候，简直是半卖半送给人。
有什么办法，这些鸡鸭除了自己在野外田地里找吃的，家里从来没添加过喂养。
另外，家里的猪就更不用说了，到了年底出栏的时候，养了一年最多也就是个一百六七十斤，而且猪皮松弛，猪毛一根根粗糙得竖起来，因为家里的猪只有草吃，从来不知道米长什么样，而邻居家里的猪养大到三百斤甚至三百多斤，且猪皮紧致，猪毛油光发亮，肥肉一团一团的，价钱也卖得高高的，母亲只有羡慕的份了。
家里的家禽换不了什么钱，母亲又因为脚痛出不了多少工，这时候母亲就乞求父亲要对这个家负起责任了，每一次家里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就把郝佳丽姐弟俩送到郝佳丽的舅舅，及嫁去几十里路远的姨妈家里吃着，自己便进城问父亲要家里的生活费。
父亲不给生活费，母亲一改往日的眼泪开始同父亲大吵大闹，闹得父亲单位沸沸扬扬，母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已经豁出去了，她就算寻死觅活像个泼妇一样跟父亲打架打得头破血流也要把钱拿回家。
最后母亲与父亲闹到了父亲单位的领导那里，母亲跟父亲单位的领导下跪了，单位领导决定每个月扣父亲工资的一半给母亲。
母亲以为从此家里就不会那么苦了。
可扣了几个月，父亲竟然停工不肯上班了，煤矿工人每天有生产任务的，少一个人干活，就少产量，而且下矿井又没人可以顶替，那损失真是大，单位领导终于妥协不再管父亲的事，郝佳丽母子三人就又断水断粮了。
母亲无计可施，操了把刀去了父亲单位要与父亲同归于尽。
父亲这次有点害怕了，像是施舍一般给了母亲钱并警告母亲下次再不会给了。
母亲耳朵当没听见，可母亲的心却为父亲这些冷酷的话难过得流血，郝佳丽在父亲死后很多年才知道，母亲原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心里对父亲恨之入骨的。
母亲对父亲从这个时候起连起码的称呼都没有了，一张口就是叫“那抛尸露骨的，那要打靶的，那没下场的。”母亲用泄愤的话骂了父亲整整骂到郝佳丽八岁，弟弟郝佳明六岁为止，听得郝佳丽耳朵都起茧了也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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